2019年底，“唯品会”自营快递公司“品骏快递”终止业务，40岁的快递员胡安焉被遣散，成为了自由职业者胡安焉。突然出现的大量闲余时间，让专心写作成为可能，他将自己在物流公司和快递公司的经历写成文章发到网上，迅速引发大量关注。这些文章后来拓展成了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一书，并在今年3月出版发行。
(资料图)
在成都的寓所里，胡安焉接受了我们的视频采访。已经接受过多家媒体采访、参加过多场文学活动的他，在视频中仍显得略有些腼腆，表示自己“可能不太健谈”。但当聊到跟文学相关的话题时，他的话匣子打开了。对胡安焉而言，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“它是我生活的支点，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，也是我之为我的根本所在。是写作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让我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”。
“我的写作者身份是先于快递员存在的”
“胡安焉，打工人，写作者。近十年走南闯北，辗转于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上海、北京等地，现居成都。早年间做过保安、面包店学徒、便利店店员、自行车店销售、网店工作人员等；今年在广东的物流公司做过夜班拣货工人，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。”这是写在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勒口上的一段话，但还不足以概括胡安焉全部的人生经历。
1979年，胡安焉在广州出生。从上中专时在酒店当服务员的实习工作算起，20年间，胡安焉陆续做过19份工作，除以上提到的这些，还有女装个体经营、摆地摊、加油站工作人员、开卤味小吃店、漫画社学徒，等等。品骏快递是他最后一份工作，被公司遣散后，他开始尝试将近两年来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写出来，发表在媒体平台上。文章引发了不少关注，其中文学出版机构“副本制作”的编辑冯俊华、彭剑斌联系到胡安焉，请他合作出版一本小册子，于是便有了《派件》的诞生，这是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前身。文章后来被收录在《读库2103》一书中，为和同期另一位作者黑桃的文章《我在上海开出租》形成呼应，标题改成了《我在北京派快件》。在之后与浦睿文化的合作中，出版方建议将书名改成《打工记》，后又确定为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，希望能多增加一些记忆点。
对于书名的多次修改，胡安焉表示理解。“出版方、合作方需要考虑什么样的书名更有助于这本书的销售和传播，这是市场的要求，无可厚非。只要不是虚假宣传，我都可以接受。”但这个书名也给胡安焉带来了一些小小的困扰：很多读者因为“送快递”这一关键词，会自然而然地将这本书归入“底层写作”，“快递员”的身份掩盖了他原本“写作者”的身份。胡安焉并不希望这样：“我的写作并不是从被遣散后才开始的，而是从十年前就起步了，也就是说，我的写作者身份实际上是先于快递员存在的。”
在他看来，“快递员”或许确实是他身上的一个“卖点”，也是读者们比较感兴趣的点，因为在从事快递物流工作的人群中，具备流畅的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的人可能相对较少，大家对快递物流行业的工作流程和具体内幕也都不甚了解，所以他的书更容易引起“围观”，但这并不能证实他的写作就是“底层写作”：“我觉得‘底层写作’是有一种主观意识存在的，写作者是要突出去表现那些和底层有关的内容，但我并不是这样。我关注的是我个人的精神成长、发展和转变过程，是我自己的经历和感受，而不是某个阶层或者某个行业群体。”
但他并不反对读者将自己划归到“底层”的行列。“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我自己打过的这些工，收入也都不高，有时候甚至在亏本。如果说所谓‘底层’是指那种生活特别困难、不能自理的情形，那我肯定不属于；但如果是一种泛指，是用社会结构的金字塔来划分，那我和大多数人都一样，处在中下层面。”
“我开始想要逃避，逃避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换工作”
在中专学校，胡安焉学的是家电维修。那时的中专生已不再包分配，毕业后他从事过酒店服务员、女装店店员、加油站加油工等工作，都和自己的专业不沾边。2000年，胡安焉开始读夜大，学的是广告设计，并且自学了Photoshop、CorelDRAW等软件的使用，拿到了大专学历。
“那时候我对漫画很感兴趣，读书时经常看一些盗版漫画。2003年，我看到一本本土的漫画刊物在招收学徒，于是就画了一个大概10页的短篇漫画寄过去，然后被录用了。”不过当学徒并没有工资，漫画社只负责他们的吃住。老板是在日本接受过漫画训练的，想把日本那套严苛的训练方法移植过来，胡安焉无法忍受这种枯燥的训练，加上当时漫画的发展环境并不算乐观，半年后他离开了漫画社，去一家动漫资讯杂志的编辑部当美编，在夜大的学习经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
但这份工作并没有持续很久——几个月后，因为觉得公司的所作所为是在“玷污动漫行业，是在浪费纸张、破坏环境”，他再次离开，登上去北京的火车。结果是意料之中的：在北京的文印店印了两个月名片、和朋友们吵吵嚷嚷地追求了一阵理想后，胡安焉又离开了北京，回到广东，赋闲在家。
频繁地更换工作，几乎成了胡安焉的常态。他很难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年，往往只几个月，就会和当前的工作挥手告别。
当被问到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时，胡安焉很认真地剖析起来：“在我20多岁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动力，推着我要去做出什么成就。我的父母都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心态，在事业方面，他们对我没有什么要求，也没有给过我任何建议和指引，因为是外地来的移民家庭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亲戚间的攀比心理。他们相信社会需要建设，你只要去踏踏实实建设社会就可以了，社会会为你安排好位置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、想做什么，非常晚熟，只是觉得在社会中和人打交道非常不愉快，这些不愉快一点点累积起来，让我感到恐惧和厌倦，于是我开始想要逃避，逃避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换工作。”在加油站上班时，领导给他安排的活儿和他上夜校的时间有冲突，他宁愿直接辞职，另找一份快餐店的兼职工作，也不愿意去找领导说明情况，觉得这是件丢脸的事。
“我觉得自己太不幸了、太不走运了，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，是不是换个地方就会好一点呢？但其实不是的，不管到哪里，都会出现一样的问题。”胡安焉说。
“我将所有精神层面的追求都寄托在阅读和写作上”
2007年，胡安焉交了女友，考虑到今后的经济问题，他决定去南宁做女装生意，一直做到2009年底。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胡安焉人生的一道分水岭，他迎来了自己的30岁，也迎来了思想上的重大变化。
当时他和朋友合伙，在南宁一家商场租下铺面做女装生意。在那里他感受到了真正的人情冷暖，商户间的斤斤计较、尔虞我诈让他痛苦不堪。为了能有更好的营业额，他和合伙人找到了在隔壁开店的艺术生的货源，跟她进一样的货，同楼层开店的一家人则采取了和他们同样的手段，直接照抄他们售卖的款式，并且污蔑他们卖的是假货。他们甚至还和另一家店的店主拳脚相向，后来吃“和解饭”时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胡安焉还偷偷别了把菜刀在裤腰上。流言蜚语、飞短流长，每天都在小小的空间里上演和流窜，让胡安焉心力交瘁。“这些恶意、中伤、抹黑、诽谤，加上和女友分手，都严重磨损了我的精神，我对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敏感，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回避心理，一看到有顾客来，我就暗自祈祷他别进我的店。”
最触动他的是一个精神状况有些问题的女孩。那是一个商场里所有商户都知道的女孩，衣着打扮、言行举止都很正常，分得清钞票的面额，也听得懂别人的问题，但她有时也会做出一些失常的行为。有一次她来到胡安焉店里，询问他是否可以试穿一条牛仔裤，在得到允许后，她没有进试衣间，而是将裤子直接穿在了自己的短裙下面，紧接着又套上了第二条、第三条。
“我的店是L字形，两边都是敞开的，我的竞争对手都在看着我。我觉得这样太难堪了，于是制止她继续这样做，但她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受了委屈一样，害怕受到惩罚。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也湿了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被深深刺痛了。我觉得这个世界太糟糕、太丑陋、太残酷了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。后来我读到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的一句话：‘我们的全部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。’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说，如果为了追求进步和真理，需要以‘一滴孩子的眼泪’作为代价，那么这种付出就是不值得的。那一瞬间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女孩子。”
胡安焉与那个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这也是触动他后来写作的一个重要事件。
2009年底，铺面的房东想要收回铺面，胡安焉借机和朋友友好拆伙，回到广东，开始居家写作。“那时候我对工作的态度完全发生了变化，在此之前，我对通过工作来过好世俗生活、实现人生价值还是有所追求的，但后来我就放弃了。我的年龄、我的学历、我的履历不允许我拥有更好的工作，我自己也厌倦了工作中的种种痛苦。工作对我而言，成为了纯粹的挣钱谋生的手段，我将所有精神层面的追求都寄托在了阅读和写作上”。
“契诃夫和塞林格让我觉得亲近”
从2009年底到2012年中，胡安焉几乎是处于脱产写作的状态。在这期间，他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叫做“黑蓝文学网”的论坛，在这里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包括他现在的妻子。
在论坛上，胡安焉担任着小说版的客座版主，除自己发表作品外，还需要参与论坛管理，给所有贴出作品的网友回复看法和意见，同时编辑网刊，挑选出比较好的作品，收录在电子书中。“黑蓝的整体氛围其实挺尖锐、挺直接的，批评性比较强，都是针对文本本身的有效交流。我对小说写作的认识，在那几年应该是提升得比较快的。”
胡安焉觉得，这种提升有利也有弊：眼界的提升，导致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了，“但眼高手低的话，你怎么写都达不到自己的要求，实践水平跟不上，越写就越痛苦、越恐惧，动力就会被慢慢消耗，越来越不想写，宁愿只读别人的作品，跟别人交流讨论”。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状态，2012年，胡安焉去了云南，断网了一段时间。“我想要远离网络、远离交流，重新培养起自己写作的冲动。”
但另一方面，文学论坛上的这段经历，也为胡安焉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：“它为我的写作规定了一个水平线，导致我只能以一种精英式的眼光去看待写作，没办法再‘low’下来，否则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”
早在漫画社时期，胡安焉就接触到了一些纯文学类的优秀作品。“漫画社里的人整体来说都是文艺青年，不仅喜欢漫画，还喜欢电影、音乐、文学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读了一些村上春树和王小波的书。”但他真正的阅读起点，还是在南宁的女装生意走到末路的时候：“那时候我觉得挣钱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，只想追求一些纯粹的、精神方面的东西，并且已经定下了写作这个方向。在女装店的最后两三个月里，我开始买一些文学类的书来读，但因为时间有限，总量并不算多。”
开始大量阅读，是在他进入论坛之后。论坛上的朋友们向他系统推荐了各个国家、各个流派的文学作品。“那个时候我才建立了一种对文学的系统性认识，比如美国文学的‘迷惘的一代’‘垮掉的一代’，比如拉美文学大爆炸、魔幻现实主义，比如俄罗斯文学的‘黄金时代’‘白银时代’，这些认识都是我上了论坛之后才获得的。”
谈到自己喜欢的作家，胡安焉列举了一串人名：塞林格、理查德·耶茨、杜鲁门·卡波特、海明威、雷蒙德·卡佛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卡夫卡、莉迪娅·戴维斯、穆齐尔、乔伊斯、叔本华……卡佛的作品让他产生了强烈共鸣，有时候一篇小说他会反复阅读十几遍，从中去分析和汲取写作的经验；契诃夫和塞林格让他觉得亲近；《都柏林人》给了他很多启发，让他在小说构思方面有所受益。他笑称拉美文学是他最不“感冒”的文学流派，尽管“胡安焉”这个笔名容易让人联想到“胡安”这个充满拉美色彩的名字。
重新夺回写作的权利
因为写作卡壳而决定去云南的胡安焉，暂时放下了写作的雄心壮志。在云南，他先是在商场里做物业，之后在商场的一家烘焙店里当学徒，没过多久又去了上海。在上海的一家便利店上了几天班后，又被旁边的一家自行车店撬了过去，因为疲于应对人际关系，又辞职回到云南，在大理学院附近摆地摊。与此同时他重新拾起了写作，开始写一些非现实题材的小说。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他又尝试了好几份不同的工作，比如去大理州的宾居镇开小吃店，一边卖卤味熟食，一边卖冷饮，但因为农村偏僻，没什么生意，做到冬天便宣告失败；在老同事的邀请下，他回到广州，大家一起注册公司去做电商，但因为不得其中窍门，进入市场又比较晚，最终也没能取得什么收益。此时胡安焉的积蓄已快用尽，他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。做电商时认识的快递员让他萌生了去快递公司试一试的念头，于是他去了德邦，做夜班的理货分拣工作，开始了任务繁重、昼夜颠倒的生活，从2017年5月一直做到2018年3月，他的写作也再次完全停滞了。后来，为了跟当时已经确定关系的妻子在一起，他辞掉了德邦的工作，辗转来到北京，先后在顺丰和品骏送快递，直到被品骏遣散，他才重新拿起笔，开始记录过去的生活。
“应该说人都是矛盾的，在过去这些年中，我其实也无数次地想过，要不就放弃了，不写了。但我也无数次地想过要继续写下去，等我有一定积蓄了，就要重新把写作捡起来，这两种想法是并存的。不论怎么说，我一直在不断地阅读，阅读是会激起人的写作欲望的。当初之所以决定要写作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阅读的激发，我读到的新内容，经常会激起我内心的一些感受和想法，进而产生表达和倾诉的欲望。”很多时候，工作和写作无法同时并存，常常会顾此失彼，这种冲突让胡安焉感到撕裂。但对写作的渴求最终还是占了上风，如今他终于重新夺回了写作的权利。
胡安焉的父母并不知道儿子这些年具体在干什么，对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爆火也一无所知。他们对胡安焉写作经历的了解，仅限于2010年到2012年，那段时间胡安焉完全脱产，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。“他们对我写作的态度是忧虑的，但他们并不是那种强势的家长，有任何想法，都会表现得很克制。我后来是通过我姐，才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想法，他们怕我没办法通过写作来获得经济回报，担心我以后老了病了该怎么办。对于文学，他们其实抱有一种尊敬的心态，假如说我要从事写作，他们绝不会反对，最主要的还是担心我经济方面的问题。”
在家蛰居几年后，胡安焉去了云南。他与父母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，平时也是报喜不报忧。“他们只知道我在工作，但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，因为我和我妈之间还是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，所以后来也就说得少了。每次联系都只是说我过得挺好的，让他们不用担心。”至于自己写过什么、发表过什么，父母都不知情。去年10月，胡安焉的父亲去世，没能看到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出版，而母亲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。“我妈并不需要我在经济上支援她什么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多关心她，多向她表现开心、乐观、积极的一面，多回家去陪陪她。”
“给予他们鼓励、安慰、温暖、和勇气”
离开品骏后，胡安焉和妻子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离开北京，回到妻子的老家成都并定居下来，此后他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脱产写作的状态中。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出版，对他来说其实是件计划外的事情：“品骏遣散我以后，我开始重新写作，当时的目标是写一部长篇小说出来，至于写自己的打工经历，完全是无心插柳，机缘巧合地扭转了我的写作方向。”“副本制作”、《读库》、浦睿文化，一个个机缘推动着他，完成了这部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。但他表示，自己在非虚构方面的写作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他还是会继续进行小说创作。“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并不是我签下的第一本书，在此之前，我还和另一家公司签了一本小说集，但那家公司后来经营不善，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。”
在大多数读者看来，从2019年被遣散，到2023年出版作品，其间胡安焉可能一直在闷头苦写，忍受着寂寂无名所带来的寂寞和煎熬。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主体内容，早在2020年就完成了三分之二以上，2021年又补上了最后一章，然后就全部结束了，并不是像苦行僧一样，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在这一本书上。此外我还有一些其他文章发表的收入，也签了一本新的作品——‘黑蓝文学’曾经约我在他们的公众号上写一个专栏，近期准备把这个专栏的内容结集出版。”
这些事都带给胡安焉很大的激励，让他有充分的信心把写作持续下去，让他觉得“写作这条路是能走通的”。目前胡安焉正在整理自己以前的旧作，至于新的写作计划，“可能几个月后才能真的开始”。
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自己的小说达不到读者的预期时，胡安焉表示，自己的心态很平和。“可能以后会有很多读者，因为读了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而去读我的小说，但他们未必能接受和喜欢我的小说。他们的反馈可能是参差的，这我都能预料得到。”至于读者的评价，胡安焉不会太过在意：“我对写作有自己的判断，因为我在实践和阅读方面都投入了很多时间。任何事情都是有门槛的，我不认为一个没有丰富阅读或写作经验的读者能提出太多有效意见。这并不是说，我对自己的小说评价很高——我起步确实比较晚，30岁才开始写作，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有才华、有天赋的人。我花费了很多精力，慢慢打磨，一点一点写到了现在的样子，自己相对还是比较满意的。”
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的出版，给了胡安焉很多信心和鼓舞，“让我觉得自己至少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”。即便是有不满和批评，他也可以坦然承受和应对。在他看来，“以写作为生，跟以送快递为生，并没有高低之分，都是一样的。如果我有机会，能得到一份足够养活自己的文字工作，那么我愿意去试一试”。
对于未来的小说写作，胡安焉并不考虑它是否能带给自己足够的经济回报，或者像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一样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：“纯文学的读者毕竟还是少数，能和他们进行一场质量相对较高的交流，我就觉得非常满意、非常幸福了。”
谈到对未来写作的期许，胡安焉再次提到了塞林格。“塞林格是我的偶像，我曾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过。”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塞林格一样，留下真正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作品，即便是在自己死去以后，“也能打动那些来自不同时代的、跟我具有相同精神特质的人，给予他们鼓励、安慰、温暖、和勇气”。这永远是他写作的最大动力。
标签：
